第一章 浑沦之本:何为实在? 第一节 破析“二元”:从分别心到整体观 自笛卡尔以降“我思故我在”的箴言如一把利刃将世界劈成两半:一边是作为思维主体的“我”另一边是作为思维客体的“世界”。
此一“主客二元”的分别奠定了近代西方哲学的基石催生了璀璨的科学文明却也埋下了深远的现代性危机。
它允诺我们以理性之剑剖析万物却也将我们囚禁于孤独的自我之堡与世界乃至与他人隔着一道名为“客体”的深渊遥遥相望。
然而此一图景是必然的吗?是真实的吗?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以其无与伦比的深刻试图弥合这道裂缝。
他雄辩地论证我们所能认识的并非“物自体”只是经由我们先天认知形式(时空、范畴)加工整理过的“现象”。
这无疑是一次伟大的进军将哲学的焦点从客体拉回到了主体自身。
然而康德的方案在破除了独断论迷梦的同时却也近乎悲壮地宣判:人类理性永远无法触及真正的实在本身(物自体)。
主体与客体在其体系中依然处于一种永恒的对峙状态只是我们无法越过“现象”的帷幕去经验这种对峙本身。
儒家的古老智慧却为我们指示了另一条截然不同的路径。
它并非始于“我思”的怀疑与割裂而是源于一种更为本源性的在世存有的体验。
在儒家看来人并非首先作为一个孤立的“思维主体”面对一个外在的“客观世界”。
人从其最原初的状态便已然“在世界中”与世界万物处于一种浑沦未分、相互构成的关系性存在之中。
此“浑沦”并非混沌无知而是指一种先于主客二分的存在状态与认知可能。
它不是需要被理性分析和克服的原始阶段而恰恰是理性得以发生、主客得以呈现的本源境域。
《周易》所言“天地氤氲万物化醇”描绘的便是此一阴阳未割、万物交融的浑沦之境。
在此境域中天、地、人并非三个彼此外在的实体而是相互感通、彼此成就的一个生机整体。
因此儒家所追求的“知”首要并非主体对客体的表象性把握而是对此浑沦一体之关系的自觉参与和体会。
这是一种“关系性认知”而非“对象性认知”。
程颢言:“仁者浑然与物同体。
”此“同体”非谓物理身体的合并而是指一种存在论上的共属与相通。
真正的“知”在于破除“小我”之私蔽体验到自我与万物本是一体的“大我”之境。
此即“天人合一”的真谛——非是两个独立实体之后的“合一”而是本就“合一”主体的自觉只是对此本然状态的体认与朗现。
这与康德式的进路形成了鲜明对比。
康德为我们划定了认识的界限其工作堪称伟大却也不免令人产生一种“认识论的乡愁”——对永远无法触及物自体本身的怅惘。
而儒家的浑沦观则试图引领我们“回家”回到那个主客未曾分裂的本源之家。
它告诉我们我们从未真正离开过“实在”我们一直就浸泡在“实在”之中所谓的隔离只是“分别心”起的妄念。
故而破析“二元”并非要否定理性的分析功能(那是另一种执着)而是要超越由分别心所建构的、凝固的主客对立图景回归到万物与我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整体观。
这不是反科学而是为科学活动奠定一个更为恢宏、更具深度的存在论基础。
它要求我们的认知从一种征服式的打量转向一种参与式的体会;从追求对世界的精确表象转向追求与世界的和谐共舞。
在此浑沦的整体观照下林冲所见的“剥削链”便不再是外在于我们的社会问题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参与其中、既受其害亦施其害的存在论困境。
而“共生之印”便是对此浑沦共在关系的深刻觉醒与伦理担当。
至此本体论自然而然地通向了伦理学存在的真理呼唤着共生的实践。
此乃后话但其根源已深植于这破析二元、回归浑沦的第一步之中。
第二节 重释“一体”:儒家思想的本体论深度 倘若第一节对“二元论”的破析是扫清迷障那么本节便旨在正面建构揭示儒家思想中关于宇宙实在的深邃本体论洞察。
通常被视作伦理主张或神秘体验的“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等观念实则是先贤对存在本质最为冷静、深刻且系统性的哲学思考其根基深植于气论哲学之中。
一、“太虚即气”:存在的连续性与整体性 张载《正蒙·太和篇》开宗明义:“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
” 此一句奠定了儒家浑沦观的基石。
· “太虚”并非空无而是“气”的本来存在状态(本体)是无形而充满生机的无限场域。
· “气”是构成一切存在物的终极实在其本身是连续的、整体的。
· “聚散”只是气的暂时形态(客形)变化万物生于气之聚灭于气之散而复归于太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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