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吹第一千零七十章 风起四十一

经过数月的跋涉东京城高大的城墙赫然在目留守京城的蔡京也已经率群臣出城十里迎接大军归来。

大军凯旋归来祭天告祖那是必不可少况且这次废除了耻辱性的岁币更是值得大告特告。

在祭天告祖的仪式上赵佶将“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定为了赵宋的国策胆敢出言和亲、赔款、割地、纳贡者永不续用！ 军中将领也是纷纷高呼：“有我武人一息尚存天子何需守国门！”令东京城陷入了狂热的沸腾中。

仪式一结束赵佶便迫不及待地宣布休整三天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回宫了。

当兵三年母猪赛貂蝉！赵佶现在觉得只要是个女的就行洪荒之力需要发泄！ 这三天整个东京城都弥漫在了春天的气息中！ 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张府张安安宁静地享受了这三天悠闲的时光因为接下来的日子张安安知道自己将忙成狗。

三天后皇家商行的股东们齐聚张府之所以先召开皇家商行股东大会而不是朝会那是张安安在干大事之前需要先给出利益只有利益才能打败利益令阻力降低到最小。

股东大会上先是由包定宣读了皇家商行在崇宁四年的经营状况成绩喜人虽还未到年底但也知道分红必定丰厚每个股东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然而当张安安满怀热情地介绍起即将推出的大项目时现场的气氛顿时陷入了尴尬。

张安安在金陵因为现金不够导致手头拮据因而灵机一动想到了钱庄和纸币顿时就觉得此生再也不必为钱发愁了。

然而当张安安介绍起这项业务时才发现现场的气氛有点不对好在这样的情况张安安经历得多了赶紧把包定叫了过来这才知道原委。

中国最早的纸币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便是宋朝的交子。

北宋初年成都出现了专为携带巨款的商人经营现钱保管业务的“交子铺户”。

约1008年成都16家官商联合用楮树皮纸印刷凭证上有图案、密码、划押、图章等印记面额依领用人所交现款临时填写作为支付凭证流通。

存款人把现金交付给铺户铺户把存款人存放现金的数额临时填写在用楮纸制作的卷面上再交还存款人当存款人提取现金时每1000文收手续费30文。

这种临时填写存款金额的楮纸券便谓之“交子”习惯称为“交子”又名“楮币”。

这时的“交子”只是一种存款和取款凭据而非货币。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交子”的使用也越来越广泛许多商人联合成立专营发行和兑换“交子”的交子铺并在各地设交子分铺。

由于交子铺户恪受信用随到随取所印“交子”图案讲究隐作记号黑红间错亲笔押字他人难以伪造所以“交子”赢得了很高的信誉。

商人之间的大额交易为了避免铸币搬运的麻烦直接用随时可变成现钱的“交子”来支付货款的事例也日渐增多。

正是在反复进行的流通过程中“交子”逐渐具备了信用货币的品格。

后来交子铺户在经营中发现只动用部分存款并不会危及“交子”信誉。

于是他们便开始印刷有统一面额和格式的“交子”作为一种新的流通手段向市场发行。

这种“交子”已经是铸币的符号真正成了纸币。

但此时的“交子”尚未取得政府认可还是民间发行的“私交”。

但并非所有的交子铺户都是守法经营恪守信用的。

有一些惟利是图、贪得无厌的铺户恶意欺诈在滥发交子之后闭门不出停止营业；或者挪用存款经营他项买卖失败而破产使所发“交子”无法兑现。

这样当存款者取钱而不能时便往往激起事端引发诉讼。

于是景德年间（1004-1007年）益州知州张泳对交子铺户进行整顿剔除不法之徒专由十六户富商经营。

至此“交子”的发行开始取得政府认可。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政府设益州交子务由京朝官一二人担任监官主持交子发行并“置抄纸院以革伪造之弊”严格其印制过程。

这便是我国最早由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官交子”。

它比美国（1692年）、法国（1716年）等西方国家发行纸币要早六七百年因此也是世界上发行最早的纸币。

交子的发行权从民间转移到了朝廷一开始的朝廷也是非常谨慎的制定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管理法规和政策来其大致内容为：第一交子的流通期限一般以二年到三年为一界称为“兑界”期满后必须兑换为下一界交子方可使用。

创立“兑界”的原因可能因为当时交子是楮纸所制容易出现破损和伪造品；第二每界的发行总量限定在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其面额通常为一贯、五贯、十贯等；第三每印发一界交子必须备有一定的准备金以保证纸币能得到自由兑换；第四禁止私人印刷交子不仅私自印制交子的人要获刑罚甚至连知情而使用者以及知情不告者都要牵连入狱；第五限定流通区域开始时“交子”主要限定在四川地区后来扩大到陕西和京西等地。

这套金融监管体系和措施应当说在一定时期内保证了“交子”的顺利流通。

然而朝廷不能有效地控制纸币的发行量当出现巨额财政开支需要时往往不能约束自己的行为利用手中的权力滥用公信力无限制地发行纸币最终造成通货膨胀从而使纸币丧失了信用也就变成了废纸北宋交子的命运也证明了这一点。

官府发行纸币有时竟没有准备金比如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益州交子务在陕西发行交子六十万贯以支付粮草费无钞本。

官府也不再遵守每界固定的发行数额而大量超额发行。

《宋史·食货志》载哲宗绍圣年间(1094~1097年)“界率赠造以给陕西沿边籴买及募兵之用少者数十万缗多者或至数百万缗而成都乏用用请印造故每岁书放亦无定数。

”可见为了满足陕西军情之需多发的一次交子量竟会超过一界总量的数倍甚至导致成都地区交子的缺乏又要增造。

其结果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和纸币信用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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